在杭州市朝晖街道康复托养中心一楼，记者看到，十几位精神病患者围坐在两张大桌前，有的将报纸一张张分开，有的将分好的报纸一张张折起，有的将折好的报纸一张张装进信封，有的将装好报纸的信封粘好。
分工合作，秩序井然。
在二楼，也有一些患者在做同样的工作，另外一些患者在糊纸袋，还有一些患者在看电视。
据该托养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将劳动锻炼分为4个层次，按智力情况的不同，工作的内容越来越复杂。
大部分病人是白天到这里来工作，晚上回家。
这样的病人是完全免费的，而且还要付给他们一些劳务费。
而在这里全托的病人则需要付住宿费。
该中心的前身为朝晖工疗站，成立于1984年9月，至今，已有5名病人通过康复治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更多的病人通过中心这一阶梯，较好地融入了社会。
1995年，该中心被杭州市评为三级工疗站，是目前浙江省最高水平的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2001年该中心又被评选为杭州市下城区十大精品亮点之一。
还获得了全国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下城区是杭州市的中心城区，共辖6个街道和1个镇，登记在册的精神病患者2430人，占总人口的7.8‰。
患者中精神分裂症病人1360人，占56%；精神发育迟滞583人，占24%；老年性痴呆症461人，占19%；其他26人，占1%。
该区每个街道都有一个工疗站，6个工疗站中有3个被市精神文明办公室评为最高等级的三级工疗站。
据统计，该区精神病人监护率达100%，没有关锁病人，显好率达94%，社会参与率达83%。
工疗站有10位病人先后恢复了健康，回归了社会。
近几年仅有1名病人肇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康复基地主任姚贵忠认为，发展社区康复的意义就在这里：给病人安排了工作，复发率下降了，再住院率下降了，这本身就是卫生资源的一种节约。
而且康复者能够就业，能够创造一些价值，能够减轻家庭的负担，更是非常合算的事。
另外还有很多隐形的东西，比如说社会治安问题，很多恶性案件是精神病人犯了病以后干的。
如果有社区机构及时发现病情的变化，安排一些活动，就可以避免问题发生。
而避免一个案子就可以省很多钱。
下城区是杭州8个区之一，其他的区也像下城区一样，为心理卫生工作的“杭州模式”努力着。
1999年5月，杭州市提出要在全国树立心理卫生工作的“杭州模式”。
建立起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心理卫生工作体系，并通过政策在人、财、物上予以充分保证。
目前，杭州市的心理卫生工作服务覆盖面已延伸到杭州地区所辖的8个区5个县各个社区、居委会，690余万人口。
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杭州模式”的建立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而有了政府的支持，很多事情还可以做得更好。
姚贵忠主任认为，“香港模式”是他见过的最好的管理方法，是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一种模式。
精神病人也是人，得了病以后他所要享受的应该比正常人还多。
所以香港的精神病人的医疗津贴和失业津贴加起来一个月大概有3000多港元。
但我们不是，我们的病人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就完蛋了”。
香港把社区的机构尽量做大，缩短病人在封闭式医院里住院的时间，短期住院就到社区里面去，在社区里面开展很多的活动，比如日间治疗。
日间治疗类似幼儿园，病人每天晚上在家里睡觉，每天早上就像上班一样，到日间治疗的地方来，这里有专人督促他们吃药，开展各种活动，锻炼他的人际交往和各种生活技能。
这样一方面接受治疗，一方面又不脱离家庭，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疗模式。
香港还有不少NGO。
病人从封闭式医院出院以后，医生把病人转到这里来，由专门的社会工作者、治疗师来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安排，并提供支持性就业的机会。
就是带着一个精神病人到某个工厂去，告诉老板他原来得过这种病，现在需要康复，需要你在工厂里为他提供一个位置。
姚主任说，让精神病人像正常人一样去竞争肯定不行，要提供这种支持，给他安排适当的工作，给他很多的照顾。
过渡一段时间以后就能跟正常人一样工作了。
这个过渡期由社工专门来给他提供帮助，如果他有什么事，可以给社工打电话。
工厂里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直接说又怕刺激他，也可以给社工打电话，由社工负责出面协调病人和机构之间的关系。
姚主任认为，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方式。
而我们目前还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