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泉，1965年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北京佑安医院抗“非”前线的“志愿医生”。
中医硕士，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专业委员会委员。
3月17日：1个老人和11名医护人员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那天开始的。
战争悄悄爆发，离别和痛苦也开始孕育。
那是一个寻
常的上午，我在东直门医院值班。
临近下班时，一位70多岁的病人被送来急诊。
他的症状类似肺炎，有些发热、严重心衰、呼吸窘迫。
我作了初步诊断后，护士开始给病人输液。
下午，病人的状况突然恶化，体温增高、心脏停跳、呼吸衰竭。
阴影袭上心头——难道是正在粤港肆虐的“非典”？
我立即询问病人家属，最近病人去过哪里？
家属的回答让我心头一沉——香港，老人刚从那里探亲回来。
可能是一例重症“非典”。
怎么办？
病人有传染性，而且SARS病毒暂时无法控制，为了安全，是否该把病人转走？
转到哪里去？
怎么转？
而且病人情况危急，随时可能呼吸衰竭！
当务之急，是尽量挽救病人的性命。
没有考虑过感染与否的问题，也没有时间考虑，科室的同事都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与死神较量。
“非典”来得太快，抢救时我们的自身防护只是普通口罩。
随后，我们科室立即与北京市疾控中心取得联系，为了顾全大局，仍然冒险把病人留在了医院。
病人生命垂危，肺泡等分泌物把枕头都弄湿了，如果不予治疗，肯定熬不过当晚。
明知有危险，又怎么能见死不救？
病人呼吸停跳了三次，我们都把他从地狱门口抢了过来。
72个小时后，年迈的病人还是去世了。
代价比想像更惨重。
一周之内，我们医院十位参与过救治的医生和护士都相继出现“非典”症状。
看着同伴一个个倒下，我心急如焚，寝食难安。
作为主任，我怎么跟他们的亲人交代？
我每天都去病室看他们，后来，我自己也发烧咳嗽，和他们同样睡到了病房。
这下，我反倒心安了。
我的症状较轻，那时就常和大家开玩笑，要大家向毛主席学习：从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
有信心，才有利于治疗。
不过，我心里一直隐隐担忧，担心那几个病情凶险的同事。
祸不单行，爱人来看过我两次，也不幸被“非典”击倒了。
后来有人问我，后不后悔收治了那个病人？
作为外人来想，是不值得。
11个医护人员的安危，全因一个年迈的老人而失去保障；可是作为医生，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什么年龄，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非典”这场灾难，对我们医生而言就是战争，不可能逃避。
这么做需要勇气吗？
也许吧，可是当初冲上去，更多的是出于基本的职业习惯。
从医是我自小的志愿，一直觉得医生很神圣。
考上中医学院后，解剖的第一例人体就是我们学院一个著名的儿科大夫。
他一辈子兢兢业业，过世后还自愿捐赠遗体。
我当时心里更敬重“医生”，更了解了奉献精神。
五年的专业学习我都很认真，怕亵渎了这份职业。
“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
”唐代名医孙思邈的这篇《大医精诚》，还有《黄帝内经》，都是在校时必须背记的。
我16年行医，始终抱定宗旨：医者更需仁爱之心。
医术上病人是工作对象，但情感上要把他看成是亲人。
冬天听诊，我会把冰冷的听诊器焐到手心暖一会儿，如果做腹诊，也把手揣到怀里先暖暖；诊断有时需要病人憋气，交代完自己也开始憋气，憋不住了就喊停。
与病人同感受多体贴，虽是细节点滴，却是行医的基本。
我不后悔，如果再回头，我还会照样去抢救那个“非典”病人。
3月28日：我要和SARS抗争到底
3月28日开始转移战场，我的爱人和被感染的同事一起，被送到了北京佑安医院。
我虽然已经退烧，但也随车来到医院。
不顾同事的劝阻，我决定留下来，找到佑安医院的领导商量：“让我帮着你们一起治疗吧，试着中西医结合，我还熟悉急诊抢救和呼吸机。
”
经同意，我成了北京佑安医院的一位“志愿医生”。
那时，北京刚发现“非典”病例，临时组建的医疗队对各种监护设备也比较陌生。
我在佑安医院不仅帮着护理亲人和同事，也指导那里的同行使用呼吸机，帮助他们尝试中药治疗，给病人增强免疫力。
我的孩子先搁到老师家，后来又被他姨妈接走。
当时我在隔离区，又穿着厚厚的隔离服，电话也没法接。
近一个月我的吃住都在走廊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及时看护病人，我不肯去办公室休息，累了就躺在长椅上，每天睡觉不超过五小时。
走进病房时，我还要保持精神饱满，跟病人问好。
有时一整天，我都与科里医务人员分析病情，收集资料，采取救治措施，为病人体检诊治，进行心脏按压、上呼吸机，忙得喝不上一口水。
那些天，见了很多感人的人和事。
佑安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吴昊，每天都到病房视察，给病人体诊听肺，常说的一句就是：“你的病情很轻，完全可以治愈！
”他的微笑，就是病人的定心丸。
他不怕被感染吗？
他看到电视播放女儿写给他的信，听到盼望他平安归来的声音，眼圈也会红的，可是无助的病人更需要他啊。
我的同事们也挺坚强。
为了减少佑安医院同行被感染的危险，住在一间病房的，尽量互助测体温、输液，情况危重的病人出现呼吸衰竭时，都是临床的同事去抢救，进行胸外按摩。
我爱人需要抽血、吸痰、听诊等零距离接触时，她总对护士说：“有危险，还是让我爱人来吧。
”
其实病人很可怜，躺在床上生死未卜，亲人又不在身边，我在走廊，曾经听见有人低低哭泣。
那种恐惧和绝望比死亡更折磨人。
不过，人的求生意志也是很强的。
有次我透过门上的小窗口看见，一个病人很羡慕地看着窗外的阳光，让你觉得享受阳光也是一件非常美好奢侈的事情。
还有个病人，护士把他的氧气量调到5，等护士走后，他自己调到了7。
那多出的“2”，他觉得就多了生命的保障。
最近听说，有夫妇俩同时得上“非典”，男人先走了，女人知道后，病情本在好转，感情却崩溃了，当天就跳楼身亡，只留下正读高二的孩子。
很多人指责她没有责任心，可是我能理解，我自己也经历过那种生死离别，感情是最不能控制的事情，那种痛苦人一辈子最多只能承受一次……我爱人抢救无效，停止呼吸后，医生们把我拉开了。
我没有痛哭，或者嘶吼，我想那么做，但没有力气，全身虚飘，精神处于梦幻的状态，觉得是在做噩梦，可是睁开眼睛，事情又真的发生了。
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反反复复，现在都很恍惚。
可是当时我还不能倒下，我的同事段医生也是危重病人，还需要护理。
我只能压住悲痛，尽量正常地去工作。
段医生是我们急诊科的骨干，年仅33岁，好学肯干，很有前途。
这次病倒，他病情发展迅速。
每天我都鼓励他，他开始还和我开玩笑，后来就笑不出了。
有一天，他断断续续地说：“我自己是医生，我知道……这次，我熬不过去了……”医生也是人，也怕死啊，何况他还那么年轻！
段医生闭上眼睛，泪就掉下来了。
第二天，他就匆匆去了……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人。
我7岁母亲就因病去世，后来父亲也走了，我学医就是想治病救人。
当初接触解剖学，很多同学都害怕，甚至吃不下饭，我不怕，当个好医生的愿望很强烈，压过了人本能的恐惧，我的解剖学学得很好。
本来，从医就是和生命打交道，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
可是，爱人的去世让我痛不欲生，段医生的死对我更是雪上加霜。
我虽然是医生，却保护不了自己最亲爱的人。
在佑安医院那一个月，我瘦了二十来斤。
你问我当初抢救SARS病人的勇气，问我得了“非典”后的种种恐惧，问我到佑安当“志愿医生”的魄力……我也是一个平凡人，我也曾恐惧过。
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反而不害怕了。
我要和SARS抗争到底。
纯粹从医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非典”时期也是锻炼人的时期。
危险是有，但从医本来就危机四伏。
中医学的发展史，就是和传染病打交道的历史。
中医最昌盛的时期是明清，也是瘟疫最为猖獗的时期。
清朝名医吴又可，在瘟疫流行死人无数的情形下，深入疫区研究新法，并写成《瘟疫论》一书；被尊称为“医宗之圣”的中医张仲景，瘟疫使他的家族死了上百人，他断然弃官从医，写成著名的《伤寒杂病论》，在序中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
”这种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让我景仰。
我怎能局限在个人世界里？
现在SARS病毒还在猖狂。
如果因为个人原因而退缩，丧失掉研究机会，那我的人生遗憾就更多了。
我的研究生和同事也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轮休后，我想尽快投入战争，再入疫区，成立一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非典”的专科病房，建立一支专业队伍，毕竟自己在急诊治疗这个领域摸爬滚打了16年，也积累了一定经验，要为抗“非典”作点贡献。
这样那边的亲人同事才能安心吧。
从佑安出来后，我在隔离期也想了很多。
偷偷哭过，觉得一切都像一场噩梦，来得太快，甚至让人无法置信。
很多朋友担心我会倒下，我也一度以为天空就永远灰暗了。
谁也无法预料自己面对厄运后的反应，豪言壮语都没用，可我慢慢从悲痛中苏醒过来了。
除了悲痛，更要斗争。
4月19日：爱人走了，儿子还在等她回家
这是势必影响我一生的日子。
这一天，割裂了很多东西——习惯的生活和平淡的幸福。
我不愿含着眼泪想起她。
最后的日子，我当着爱人的面都若无其事，不敢伤心，总是对她说：“没事的，很快就会好的，儿子还等着你回家呢。
”她也努力地咧开嘴笑，一直到后来上呼吸机，她都在积极地配合治疗。
她是舍不得丢下孩子和我的，只是，她的体质太差了。
又要说到那两碗粥。
当初我被感染隔离，爱人很挂心，怕我吃不惯医院的饮食，执意要帮我熬粥送来。
她前年患上乳腺癌，手术不久，还在化疗期，免疫力非常低。
于是我在电话里一口就拒绝了，坚决反对，但她也和我一样坚决。
第二天她的身影就出现在病房。
苍白的脸蒙着大口罩，当时也没有严密的隔离措施。
她把粥搁下，看看我，就被护士请走了。
她后来又来过一次，还说：“发烧了，喝粥舒服点。
”
就两次，爱人就被SARS感染了，病情发展迅速，很快变为危重，转到佑安医院。
4月中旬，爱人已说不出话了，每次开口都要用尽全身力气，喘得厉害。
我不忍心看她那种样子，就用纸笔交流。
她很困难地写道：“交代儿子好好读书……“好好研究这个病……没有了肺，人太痛苦……
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14年前的春天，她穿着一件红色外套，笑着朝我走过来，仿佛就在昨天。
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而且心地善良，孝敬父母。
我们很投缘，交往一年后就结婚了。
婚后我们几乎没有红过脸，一直恩爱如初。
有了儿子后，生活就更美满了。
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都会一起下厨做大餐，儿子也聪明可爱，一年比一年高。
结婚十周年，我们去拍了套纪念照，那是最奢侈的一次。
直到今天，我还不相信她离开我了。
以前我工作忙，家里的事都是她管。
从佑安医院出来，隔离期满，推开门，家里一切依旧。
朋友劝我把她的东西搬走，免得触景伤情。
我不愿意。
她洗过的衣服，叠好了放在床头，我也舍不得动，穿过了的也叠回原样。
她不喜欢我把家里弄乱了，我现在尽量注意。
总觉得，她的气息，她的身影还触手可及。
晚上总梦见爱人，老样子，我们一起去购物，做饭，看书，就像往常一样。
只有看到儿子，我才不得不去正视现实。
现在看电视，吃饭，只有我们父子俩了……他还小，才9岁。
我工作忙，以前都是他妈妈管他的起居饮食，给他讲故事，接送他上学。
看他笑，我心里刀割一样。
该怎么告诉儿子，妈妈已经走了？
告诉他了，他还能这么笑吗？
他会不会抑郁自闭？
从此，生活就真的残缺了……
儿子很想妈妈，每次问起我，我就说还在住院隔离呢，他就很懂事地不吭声了。
老岳母80多岁了，现在瘫痪在床，也不敢告诉她。
我们家平常没啥娱乐，就是看书，三个人三个书柜，沙发上茶几上也是书。
爱人原是蓝岛大厦的部门经理，工作忙，还要带孩子管家务，却事事要做到最好。
刚住院，她还记挂着单位“五一黄金周”的服务策划，客流分析。
她好强，精神压力太大，太累了。
原来的五一节，我们准备逛公园，回我河南老家一趟。
往常都忙，公园这个词对我家人都很陌生。
儿子不止一次请求我们带他去公园玩；也不止一次埋怨我说话不算数，“下次”永远都等不到。
现在，只剩我们爷儿俩了。
有些事情没做，是一辈子的遗憾。
刚陪儿子做作业，儿子问：“爸爸，中国最好的医科大学是哪所啊？
”我说：“是协和医科大学。
”
儿子认真地说：“我要考协和医科大学！
我今后要像爸爸一样，要像电视里的叔叔阿姨一样当医生，治病救人。
”
从他不服输的眼睛里，我仿佛看到了爱人熟悉的模样。
送儿子读最好的医科大学。
尽早研制出对抗非典型肺炎的药物。
这是爱人的心愿，也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采访陈敏口述刘清泉